
2008年1月的北京景盛配资,下了一场并不大的雪。守灵的廊檐下,51号四合院的朱红大门半掩,朋友们前来吊唁章含之。屋里人声低低,却压不住院子里那种突兀的空荡——主人走了。对洪晃而言,母亲的离世只是意料之外的节点,更深的冲击,是随后递来的法院传票:外交部要求她把这处宅子交回公家。她盯着公章怔了几分钟,心里升起一个念头——这事怕是要动她的根。

章含之这一生,总绕不开“男人”二字。血脉之谜奠定了开局:生母出身寒微,生父是富家公子,彼此之间没有婚约。孩子生下便成棘手累赘,双方你推我挡。最终,担任代理律师的章士钊看不过眼,把小婴儿收至膝下。此后“小章含之”摇身成“章士钊之女”,命运被重新写了封面。
1949年,北京刚改名“北平”又复称“北京”。章士钊举家北迁,没有房产,只得投宿朋友宅院。对少女章含之来说,拥挤的后罩房也浪漫——因为洪君彦会来读书、聊天。两人都十四五岁,字典里没有“门当户对”,只有“看得顺眼”。这段青涩爱情拉了足足八年,等到1957年成婚,那些年写的情书能摞满一抽屉。

1959年初夏,周总理探望章士钊,见老友携子孙蜗居,眉头紧锁。当晚回中南海,他向主席作了汇报。没多久,史家胡同51号的钥匙送到章家。周总理的话洪晃后来听母亲学过:“房子永远归行老和家眷居住,由你们管理。”一句话,保下了三代人的栖身之所。
洪晃在这里长到学龄前。某天她把母亲缝纫机里的梭芯扔得不知去向,章含之气得举着拖鞋满屋追,“打不打?打!”小姑娘撒腿躲到外公背后吐舌头。外公拍拍她的头,向女儿摇手:“孩子嘛,又不是故意。”那一幕,被洪晃记了一辈子。
然而甜蜜日子并不长。1970年景盛配资,洪君彦把精力埋进教学和学术,章含之则调入外交口,奔波在各种外事接待上。作息、圈子乃至思维方式开始错位。1972年冬末的某天,洪晃放学,父亲牵她坐341路公共汽车。车到东四,他松开小手:“以后爸爸不回去了,记住别跟同学说哭。”十二岁的孩子没哭出声,却把冷风吸进肺里,呛得眼泪直掉。
协议离婚后,章含之没做“单身母亲”太久。乔冠华——当时的外交部发言人——成了她的伴侣。两人办完手续,一同搬回51号。周总理当年的那番周全,被再一次兑现。
洪晃成年后,对这段再婚始终抱保留态度。她说:“她就是太把男人当回事儿了。”并非针锋相对,而是立场不同。在母亲眼中,夫妻是围墙,女人要留在墙里;在女儿这里,围墙是可有可无,步子迈出去天地更大。

1973年,洪晃被送往美国读书。21岁,为了留在纽约,她和律师安德鲁闪婚。手续办得快,感情退得更快。几年后各奔东西,离婚文件直接用EMS寄到住所。第二次婚姻发生在回国之后——她被《黄土地》惊艳,迷上当时名气不大的导演陈凯歌。26岁嫁32岁,热情大过理性。陈凯歌苦日子里需要倾听者,熬到《霸王别姬》横空出世,他需要的是另一种配合。两人很快走到分手的岔路。外界只记得“陈凯歌前妻”这个标签,洪晃对此笑言:“标签挺轻,我背得起。”
后来她又嫁法国外交官,再后来和室内设计师组成家庭。婚姻像航次,靠岸、换船、再出发,她并不避讳。对于母亲,她却常挂一句:“她把男人摆得太高,最后难免失望。”

再把目光拉回那座四合院。乔冠华去世后,章含之独守老宅。院子里的紫藤依旧每年爬满花架,她却愈来愈少往外走。2008年告别仪式那天,洪晃摸着青砖,心想母亲是安心的——可三个月后,腾房诉讼把她拖进现实。
“腾房是刨了我的根。”面对记者提问,洪晃只说了这一句。章士钊当年接受的,是“行老和家眷永远居住”的口头承诺;共和国法律体系完善后,没有产权证就等于没有凭据。程序层层推进,她明白胜算极小,却还是委托律师应诉。她不是为了留下一处宅子,而是想给老一辈留下的那句话一个正式说法。

案件拖了几年,结局众所周知——房子回归国家机关。院门重新刷漆,门口挂上新单位牌子。街坊有时看见洪晃经过,也就点点头。有人问她可惜不?她摆摆手:“树挪死,人挪活。院子在人心里,比在脚下牢靠。”她的声音平稳,没有感慨也没有怨。说完,转身走进胡同深处,背影没再回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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